税务学院教授胡洪曙所言：“要使房地产成为完整的征税对象，并且使国家找到符合经济学逻辑的真正的纳税人，房屋和土地的产权归属必须一体化。”

　　不少人其实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。如重庆市市长黄奇帆曾将房地产税形象地称为“两头收”：“假如我们没有土地出让金这一说，那么我们应该所有的房子都收房产税或者物业税。但是我们前面收了出让金，后面再收物业税，两头收的话就过分了”。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会长聂梅生也曾提出，房产税征收绕不开土地出让金制度改革这一前提，现有条件下出台房产税等于重复征收。

　　另外，征收财产税还需要一个基本前提，你征税的对象是一个产权意义上“完整的财产”。而在目前的情况下，咱们的房产，不只存在房、地产权的分离，还面临一个使用期限的问题。全国政协委员、北京林达集团董事长李晓林呼吁，“为了更好贯彻房地产税制度，当务之急是需将商业住宅类（从目前的40年）调整为70年，同时逐步取消70年土地使用年限，也就是说，最好在2017年以前，全国所有土地种类均是70年使用年限，只有这样才可能在2017年（十九大）上的房地产税制度做政策性铺垫。”

　　种种迹象都表明，不动产登记后，房地产税恐怕难以跟进，至少短期内如此。如何看待这种情况？对于已经落地的不动产登记，知名财经评论家叶檀曾发文感慨，“动辄把不动产登记与反腐、土地财政相连，把反腐、保护合法财产、改变地方财政来源的重任强压在不动产登记头上，实在是不切实际的期盼。”我觉得，这个观点，在房地产税问题上可能同样适用。

　　为了推动反腐、为了缩小贫富差距、为了财政增收，这些诉求当然没有任何问题。但另一方面，无论是咱们的政策制定，还是公众对政策的期待，恐怕都需要走出那种急功近利的工具理性，回归到价值理性层面来思考问题。就如3月2日《21世纪经济报道》上，《勿以工具思维看待不动产登记》文章中说的，虽然不动产登记信息的更趋透明化，可以在客观上促进反腐败工作，但反腐败主要是一个公法领域的问题，而不动产登记是私法领域的问题，二者的功能不能混同。不动产登记的完善和统一在客观上当然也有利于房地产税的铺开，但房地产税问题应该放在健全“不动产物权法律体系”的大框架下来理解，而且要符合产权改革、财税改革总体的思路与顶层设计，不可能一蹴而就。